1964年春，向达赴广州拜访陈寅恪。1981年，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道及此事：“春暮，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向觉明达来广州，就先生商论校勘《大唐西域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附录，163页）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初版、2013年修订本）中曾专节论述此事（后以《陈寅恪与向达在康乐园的会晤》为题收入《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年，275-285页）。笔者最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一册向达藏书中发现一个纸质夹条，内容为向达致陈寅恪、陈序经的两封电报手写底稿，在细节上或可为此次会晤提供一些补证。
电报底稿以钢笔书于白纸上，录文如下：
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陈寅恪教授鉴：
十四日返京，因小病致稽上候为歉。谨先电陈平安，余俟函详。
向达
广州中山大学陈序经校长鉴：
十四日返京，因小病遂稽上候为歉。谨先电陈平安，余俟函详。
向达
展开剩余89%向达藏书《中国的景教文书与遗迹》中的夹条
该电稿夹在日本学者佐伯好郎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中国的景教文书与遗迹》，1937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于东京，丸善书店发行）一书中，书前有向达题记：Ex Libris Hsiang Ta，May 1947，Peiping（向达藏书，1947年5月记于北平）。同页钤朱文方印“向达”。
向达藏书《中国的景教文书与遗迹》书前题记及钤印
向达致陈寅恪、陈序经的电稿提到“十四日返京”，即4月14日回到北京，这是关于向达广州之行结束日期的重要信息。
前面说过，向达1964年赴广州拜访陈寅恪，以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记载最为详尽，参考此书以及《梁方仲遗稿·案头日历记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梁方仲遗稿·信札、珍藏书画、遗墨观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等书，可以列出向达广州之行的时间线。
梁方仲日记记录了他参与接待向达并陪同拜访陈寅恪的过程：
1964年3月15日，向达到达广州。中山大学陈序经校长、历史系教师梁方仲、胡守为、钟一均到火车站迎接。是日在梁方仲家晚餐。
3月16日晨，由梁方仲陪同见陈寅恪。晚上，向达、容庚去梁方仲家谈话。
3月17日，陈序经邀向达吃早点，梁方仲作陪。梁夫人陈瑛材请向达在跃进室吃晚饭，饭后同去看吴印禅夫人。（以上参见《梁方仲遗稿·案头日历记事》，271页）
另外，向达藏书《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冯君实撰，中华书局，1963年）书前有其钢笔题记：“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购于广州之古旧书店，觉明。” 即1964年3月17日，向达前往广州古旧书店购买《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一书。
向达藏书《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书前题记
3 月20 日，在陈序经的陪同下，向达再次拜访陈寅恪。胡守为也在场，听到向达与陈寅恪谈及《大唐西域记》的一些问题（据胡守为回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2013年修订本，392-393页），“陈先生说玄奘有些梵文读音不准，因此在使用对音考证时就需要特别注意”（胡守为、刘勇《读书不肯为人忙——胡守为教授学术访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当日，陈寅恪赠诗三首给向达。其诗以《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为题，后收入《陈寅恪集·诗集》，编者注：“后二绝句录自萧良琼《向达》（载于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三联书店，2001年，150页）但这是间接材料。3月26日，向达手录此诗转赠梁方仲，诗章全文及图像载《梁方仲遗稿 ·信札、珍藏书画、遗墨观痕》496-497页，引录如下：
奉赠觉明兄即求哂政
慈恩顶骨已三分，西竺遥闻造塔坟。
吾有丰干饶舌悔，羡君辛苦缀遗文。
梵语还原久费工，金神宝枕梦难通。
转怜当日空奢望，竟与拈花一笑同。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
寅恪甲辰春分日
一九六四年三月廿六日向达录呈方仲仁兄
诗中表达了陈寅恪对向达从事《大唐西域记》研究的肯定和钦羡，也透露出自己某些力不从心的感慨。
3月24 日，向达应邀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作《敦煌学六十年》报告。1964年第2期的《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刊出了黎史撰写的报道《向达来校作〈敦煌学六十年〉学术报告，并与有关教师座谈中外交通史等问题》，介绍了此报告的大致内容：
报告分为五个部分：一、敦煌的历史与地理；二、敦煌石室藏书及其他遗存的发现；三、石室藏书及其他遗存有助于中古历史的研究；四、三种古代宗教经籍的发现与西域语文的发现；五、敦煌学研究的将来。
报告指出，由于敦煌石室遗物的发现，给中古历史的研究增加了大批文献。例如，从西凉到宋初的户籍、手实、契约、帐簿、转帖（知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寺俗经济生活，一些卷子中关于“投下户”、“社”的记载，都是值得注意的历史材料。
报告说明了通俗文学变文的发展；举出绘画技巧上的蒪菜条描法和《大曲谱》的发现，如何大大方便了艺术史的研究；而一些西域语文的卷子的发现，不但可以用来证史，而且在翻译史上，又可借以弄清古代一些梵文典籍，是怎样通过一些西域语文而转译为汉文的。报告最后展望了敦煌学研究的将来。
据姜伯勤回忆：“向达先生来广州拜见陈寅恪先生后，在中山大学做了《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为此，我撰写了《向达教授来校做敦煌学六十年学术报告》，刊登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2期。”（姜伯勤，万毅、苏杨睿《史与思——姜伯勤教授学术访谈》，《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黎史”是“历史”的谐音，表示此文为姜伯勤代表中山大学历史系所写，这种署名方式在当时比较常见。
3月25日晚饭后，梁方仲到向达处谈话到23点。（《梁方仲遗稿·案头日历记事》，272页）
3月26日，向达手录陈寅恪赠诗给梁方仲。（《梁方仲遗稿·信札、珍藏书画、遗墨观痕》，496-497页）
4 月2 日，向达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座谈中外交通史问题。参与座谈的是“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和亚洲史教研室部分教师和研究生”，向达“对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中的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进行了批判，并对中国古代造船技术与航海知识和广东对外交通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兴趣”（黎史《向达来校作〈敦煌学六十年〉学术报告，并与有关教师座谈中外交通史等问题》）。
4月14日，向达回到北京。数日后发电报给陈寅恪、陈序经报平安。1963年底从北京到广州的列车需要50小时48分钟（据《夏鼐日记》，他1963年11月24日12时7分坐火车离京，26日下午2点55分到达广州。参见《夏鼐日记》卷六“1959-196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83-384页），1964年自广州返京也应相差不大。也就是说，向达约在4月11日离开广州。
从以上时间线可见，向达1964年春去广州拜访陈寅恪，商讨校刊《大唐西域记》一事的时间，大致为3月15日至4月11日。此期间向达与陈寅恪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并受到中山大学陈序经校长、历史系梁方仲、钟一均、胡守为等先生的欢迎接待。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向达从北京到广州是专程看望拜访陈寅恪，还是应中山大学邀请而来？有这样一种说法：
在1963年3月杨东莼看望陈寅恪时，陈寅恪就向杨表达了很想写写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并说很想与向达共同研究这段历史，陈寅恪甚至说到没有机会与向达合作研究是一个遗憾……后来杨氏拜访陈序经时，向陈序经提议可否请向达到广东讲学，以一了陈寅恪的心愿。（《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2013年版，386页）
很可能陈序经由此邀请向达来中山大学讲学。1963年，向达在北京西四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内，专心从事《大唐西域记》版本校勘工作，分身乏术。后因整理《大唐西域记》事，希望向陈寅恪请教，于是在合适的时间（1964年春）受邀来到广州。向达在广州期间，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亲自去接站，之后邀请向达吃早点，以及陪同他去见陈寅恪，共见了三面，这么郑重、这么高级别的接待，表明向达此行的正式做客访问性质。向达在广州期间，中山大学还安排他作讲座以及参加座谈。另外，向达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如果纯粹因个人事务，时间未免太久。以向达在广州受到的接待规格之高，活动之多，停留时间之久，说明应该是由中山大学邀请向达来广州。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北京大学派向达出差，让其推进《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呢？“据说，向达所在的工作单位并不同意向达这次南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2013年版，391页），而且北大历史系提出的整理《大唐西域记》计划，在1962年时已经停滞（谢方《二十六年间——记《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出版兼怀向达先生》，《向达学记》，第84页），所以北大公派的可能性很小。
上面说过，1963年，陈寅恪希望与向达共同研究玄奘去印度取经的历史，这并不是陈寅恪一时兴起，而是基于他与向达在佛教史、印度学、玄奘研究上声气相通与彼此敬重。
向达与陈寅恪的因缘至晚始自1930年代。向达藏书中保存了两册陈寅恪签赠本。这两册论文是：《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陈寅恪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三本第四分抽印本，1933年，511-516页。《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陈寅恪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二分抽印本， 1935年12月，149-174页。这两册抽印本的封面上均有陈寅恪签赠题记：“敬求教正，寅恪”。或为陈寅恪在1930年代所赠。
向达藏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签赠题记
向达藏陈寅恪《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签赠题记
1944年5月，向达在《文史杂志》第三卷第九、十合期上发表《唐代俗讲考》修改稿，提到“时贤……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并在注释中指明“见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
1944年1月，陈寅恪在《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之所感》一文中说：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陈寅恪集·诗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446页）
“敦煌学”之名是否陈寅恪首创，中外学界现仍有不同看法，姑置不论，但可以看出，陈寅恪在敦煌研究上是将向达引为知己、把向达的《唐代俗讲考》看作“预流”之作的。
1930年代至1960年代，向达与陈寅恪的因缘与情谊至少延续了三十年。1964年3月15日至4月11日，向达在广州拜访陈寅恪，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1966年11月24日向达去世，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去世。向达此行与陈寅恪商讨的《大唐西域记》新校刊本未得实现，但在二十年后由季羡林带领北京大学等单位多位专家组成的校勘注释团队圆满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可说是弥补了这个缺憾。向达的前期工作也没有完全湮没，有《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问世（中华书局，1981年），向达的长序可以视为他的工作蓝图与进展程度的反映，文末署“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向达谨记于北京西郊北京大学勺园之风烟旧里”，其时距离他的羊城之行归来甫四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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